通遠門，依崖壁而建，是從陸上進入重慶城的最后一道關隘，也是古人從重慶去往四川其它地區(qū)的起點，故而取名“通遠”。從通遠門往西行四十里，翻過二郎關石埡口，再往西，便來到了白市驛。
最鬧熱的驛站，莫過于走馬場。往來商賈、力夫絡繹不絕，說書的，喝茶的，住店的，打尖兒的，演繹著這條不足千米的石板老街曾經(jīng)的輝煌。
《巴縣志》里記載：（重慶）正西陸路八十里至走馬崗交璧山縣界，系赴成都驛路。盡管崎嶇，這條全長逾千里的古驛道，已是當時成渝之間最便捷的通道。民間有諺語稱：“五驛、四鎮(zhèn)、三街子、八十四塘攏成都”。
如今的成都人也很難說清，路牌上“東大路”的具體起止點。而在明清以來的數(shù)百年里，“東大路”曾經(jīng)特指從成都出發(fā)，翻越龍泉山，過資陽、簡陽、內(nèi)江，一路向重慶蜿蜒的那條古道。
一條古道串起了巴蜀文明，在悠悠歲月里，它見證著川渝兩地文人墨客的風流，商貿(mào)往來的繁榮，它更是為后人留下了數(shù)不清的傳說故事和珍貴財富。
“馬噴白沫尾橫桿，驛卒噓噓不停鞭。百姓驚呼兩側倒，貴妃荔枝送長安?！边@是流傳在隆昌民間的一首小詩，它生動地還原了驛卒為送荔枝，在驛道上飛馳的場景。路上的行人驚呼著倒向兩側，為運送荔枝的馬匹騰出道路，或許，他們早已習慣了這條路上的風馳電掣，人來人往。
隆昌自古在成渝古驛道的中間點上，“以彈丸而當六路之沖”，說的是隆昌處于東南西北6條大道交會的要沖之地。正因為這特殊的交通樞紐地位，牌坊，成了隆昌人見得最多的事物。
禹王宮山門坊，形制為四柱三門三重檐五滴水的青石單面雕花牌坊，原本為禹王廟的山門。它的雕刻華麗精美，明間正上匾里，“蜀楚承靈”四個大字十分醒目。依據(jù)年份的落款位置，這是全國石牌坊中唯一一個以從左到右的格式進行書寫的。
隆昌石牌坊群中，還有三座世所罕有的“多人共坊”的牌坊，一座是為朝廷旌表的5位孝子建造的孝子坊，還有兩座為“節(jié)孝總坊”。奇怪的是，在這座節(jié)孝牌坊里，唯孝子彭志仁為男性，居于牌坊北面左側匾，這種多人共坊，甚而男女同坊的現(xiàn)象實屬罕見。
據(jù)《隆昌縣志》記載：隆昌境內(nèi)沿6條古驛道建有石牌坊69座，另有171座廟觀的鎮(zhèn)山門坊，不過現(xiàn)在僅存的只有17座，每一座都有略微不同的造型，每一座都承載著一個人，或是一個家族，不可忘卻的前塵往事。它們像一部立體的史書，記錄了隆昌“因道置驛、因驛置縣、以道興城”的歷史軌跡。
牌坊之下的古驛道，雖然沒有精美的雕刻和動人的故事，但車輪碾過留下的深深印記，仍在默默講述，等待著有緣之人的聆聽。當跨越千年，一條嶄新的鐵路即將穿越這片古老的土地，無數(shù)埋藏于大地之下的秘密被一一發(fā)現(xiàn)。
1950年，成渝鐵路開工建設，鐵路同公路一樣，同樣選擇了成渝古道“東大路”的走向。令人驚喜的是，施工過程中，沿線各地時不時地有文物出土，西南軍政委員會出示布告，望各地切實加強地下文物的發(fā)掘和保護工作。隨即，西南軍政委員會文教部組團開始對沿線文物進行實地考察與鑒定。
經(jīng)鄧小平推薦，時任重慶大學教授的張圣奘擔任西南軍政委員會成渝鐵路沿線考古調(diào)查小組組長，與成渝鐵路筑路隊同時前進。周叔勛是資陽人，1951年被調(diào)到《資陽農(nóng)民報》當記者的時候，成渝鐵路已經(jīng)修到了家門口。
不過，周叔勛發(fā)現(xiàn)，鐵路修到資陽，卻改了線。成渝鐵路資陽段，為避免受沱江水患影響，同時為城市讓道，原本沿沱江穿城而過的鐵路線，被改為沿資陽城外繞一個大圈。
此時，張圣奘和他的考古調(diào)查小組正在資陽。他在《我發(fā)現(xiàn)“資陽人”頭骨化石始末》一文中寫道：1951年3月到達資陽，在城關三賢鎮(zhèn)西南黃鱔溪發(fā)現(xiàn)龜化石，我從地質(zhì)土層仔細觀察，覺得有開挖的必要，征得劉縣長的同意，召集民工開挖十多天未見實物。其時陰雨連綿不斷，積水頗深，乃用農(nóng)民水車抽水，晝夜工作，每晚用汽燈照明，在積水抽干后，塘底泥漿很厚，無法再抽，都說未見實物。我脫掉鞋襪，走到泥漿中，忽然踩破一塊化石頭骨，刺痛腳板心，我就用手撈起一塊破了的頭骨，我又用手摸到幾塊碎片。
這件珍貴的頭骨化石送到北京后，郭沫若親自指定，由第一件“北京人”頭蓋骨的發(fā)現(xiàn)者、享譽世界的古人類學家裴文中教授主持鑒定研究工作。
在資陽九曲河挖掘出土的頭骨化石，尺寸較小，表面平滑圓潤，額部較豐滿，屬于晚期智人類型。經(jīng)過長達6年的研究，裴文中、吳汝康教授認定，該頭骨化石為35000多年前的女性化石，年齡在50歲左右，并將它命名為“資陽人”?！百Y陽人”的發(fā)現(xiàn)轟動世界，而在成渝鐵路沿線，隨著時間的推移，越來越多的歷史文化遺存被一一發(fā)現(xiàn)。
因為成渝鐵路的通車，永川這個昔日寂寂無名的小縣城，開啟了邁向現(xiàn)代化的第一步，一大批工廠、企業(yè)、配套設施開始興建。永川上游水庫與成渝鐵路的直線距離只有十多公里。1972年，水庫正在如火如荼地建設當中。建設過程中，竟然挖掘出了一具震驚世界的恐龍化石。這具得以幸運地完整保存下來的恐龍化石，被定名為“上游永川龍”，如今是重慶自然博物館的鎮(zhèn)館之寶。
重慶中國三峽博物館，又名重慶博物館，它的誕生正是源于成渝鐵路沿線上的一次又一次驚人發(fā)現(xiàn)?！百Y陽人”頭骨化石發(fā)現(xiàn)后，中共中央西南局為推動西南地區(qū)文物保護和文博事業(yè)發(fā)展，于1951年在重慶成立了西南博物院，這便是重慶中國三峽博物館的前身。西南博物院成立后，博物館人在巴蜀大地做了大量文物征集和考古發(fā)掘的準備工作。
1954年，考古工作者在昭化寶輪院和重慶冬筍壩巴文化遺址中發(fā)現(xiàn)大批船棺葬，這讓學界意識到，船棺葬不僅是巴文化的喪葬習俗，蜀文化也有同樣的傳統(tǒng)。此外，在語言、風俗習慣、巴蜀墓葬出土器物的形制與紋飾等方面，都能看到巴蜀之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交融。
到歷史的車輪駛入2020年，巴蜀大地再次掀起融合共建的熱潮。成渝地區(qū)雙城經(jīng)濟圈建設上升為國家戰(zhàn)略，成渝兩地文旅進入深度融合。一條嶄新的“巴蜀文化旅游走廊”，再一次將那些散落在巴蜀大地上的珍寶串聯(lián)起來，它們熠熠生輝，仿佛是對那條沉寂千年的古驛道，最好的告白。
2020年10月15日，在成渝地區(qū)雙城經(jīng)濟圈文旅融合高峰論壇上，重慶的合川區(qū)、璧山區(qū)、銅梁區(qū)、渝中區(qū)和四川的營山縣、冕寧縣，被評為文旅融合的典范。而在一場有450萬人次參與的網(wǎng)絡投票中，峨眉、洪崖洞、武侯祠·錦里、解放碑、眉山三蘇祠、成都IFS、重慶來福士等成為了人們心目中的“成渝十大文旅新地標”。
千河匯江，一脈相連。在兩個文明的相遇相融中，巴蜀大地千年命運與共，攜手向前。
